摘要：多边平台包含了多边客户、多重产品和技术接口等要素,利用不同客户和产品之间的交互影响通过交叉补贴实现平台的总体盈利。在反垄断案件中,在多边平台背景下,要确定产品竞争的范畴,面临着一个市场还是多个市场、竞争范畴的边界如何确定、免费产品是否受反垄断法约束、平台接口本身是否构成产品市场等问题。需要全面考虑平台的各个要素来逐一分析这些问题。

摘要：我国反垄断行政处罚采并科模式,即“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通过对反垄断行政处罚典型案例的系统梳理,可发现没收违法所得的适用存在实践和立法背离、违法所得计算具有模糊性、威慑不足和威慑过度共存等现实困境。对于这些困境,需要系统考察没收违法所得和罚款的关系,世界上有三种处理模式可资借鉴。要解决现实困境,目前最为紧迫的任务是准确界定违法所得,引入违法所得的推估制度,并对没收违法所得的适用作限制性解释。而要完全解决问题,则应修订《反垄断法》,取消“没收违法所得”处罚方式,并在罚款中整合没收违法所得功能,确立以罚款为中心的反垄断处罚模式。

摘要：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对共同违法行为的处罚方式不统一,而且在实践中遇到了法律救济上的困扰。通过对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处罚方式的分析以及对相关法律规则的研究表明,在现有的法律救济规则下,采用不同的处罚方式,可能会带来不同的法律后果。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对处罚方式的适用建议和法律完善的建议。

摘要：反垄断法上的“安全港”规则旨在按照一定标准列出对市场竞争造成危害可能性较小的情形,符合标准的经营者或所实施的行为原则上不会受到执法机构的反垄断审查。如何规制知识产权领域的垄断行为,并在保护竞争和促进创新之间找到平衡点十分复杂和敏感,因而反垄断执法机构在认定何为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时需要慎之又慎,而“安全港”规则的引入不但可以提高执法效率,同时可增强经营者对自身经营活动的预判性。本文通过对美国、欧盟知识产权反垄断安全港规则的介绍和分析,结合我国“安全港”规则的内容,总结出可借鉴的宝贵经验,以期对我国“安全港”规则的进一步完善有所裨益。

摘要：为了实现补偿和威慑的双重功能,判处反垄断损害赔偿时必须充分认识到它与认定垄断违法行为之理据间的关系。在本评论中,阿瑞达教授分析了几种尽管被告已被认定违法但根据这一根本命题拒绝判处金钱损害赔偿的情形。阿瑞达教授以巡回上诉法院在特雷德韦案和弗特纳案中的判决为实例说明,忽视损害赔偿与实体责任基础之间的关系可能导致错误的判赔。